“大稳健”是一个经常被用来描述从1984年到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宏观经济低波动和经济正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产出波动性的显著降低也与美国衰退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降低有关。

事实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月度商业周期年表，二战后美国最长的四次扩张中有三次发生在大缓和时期。包括20世纪90年代长达120个月的扩张，这通常被视为美国历史上迄今最长的扩张。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宏观经济波动性的显著下降，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解释。一些人认为，货币政策的改善是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他研究指出，结构性变化使经济对冲击不那么敏感，包括经济生产从商品转向服务。通过信息技术改善库存投资管理，以及促进跨期消费和投资平滑的金融市场创新麦康奈尔和佩雷斯-基罗斯几项研究也指出“好运”。

或没有大的冲击，是帮助解释这一时期异常低的商业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虽然“大稳健”的来源仍有待商榷，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大稳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通过确认美国的第一次大缓和开辟了新天地。从1841年到1856年，美国经历了16年的经济扩张，其特点是高经济增长率，特别是运输机械等投资品。美国经济在此期间躲过了衰退，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如此之高。

罗伯特·盖尔曼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系列和约瑟夫·戴维斯的工业生产指数(IP)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趋势增长率是19世纪最高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也显著降低。我们在统计分析中参考更新的高频序列，包括年度工业生产(这一时期商业周期最可靠的指标)和月度股票价格(作为金融状况和恐慌的更高频指标)。我们测试了一些可以解释美国第一次大缓和的假设。我们的经验证据表明，适度是运输技术更广泛采用和传播的结果，包括快船和蒸汽船、机车和铁路。通过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我们表明，如果没有运输相关的活动，大缓和就不会发生。

特别是，如果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黄金，美国最长的经济扩张很可能在1850年结束，这大大增加了大型快船的预期回报，这些快船可以在短短100天内航行到纽约并环游世界。交通繁荣的溢出效应是有意义的；事实上，1841-1856年期间是一战前运输相关产出领先其他工业部门的独特时期。我们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农业(即棉花)、天气、国内纺织品生产、移民或英国经济状况在导致美国第一次大缓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某些其他因素——包括西部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较低且稳定的关税以及国家宪法改革——可能在这段时间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它们很可能已经通过运输部门和股票价格发挥了作用。

文章以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内战前经济的简史开始，特别是在早期美国商业周期的背景下。我们将第一次大缓和的经济和金融表现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其他时期进行了比较。我们采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来评估第一次大缓和中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性的下降。使用类似的知识产权和股价数据，我们对我们的第一次大缓和与现代的大缓和进行了比较，后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的马尔可夫转换模型揭示了第一次大缓和所产生的低波动、高增长状态与使用可比经济和股票市场数据对当代大缓和所做的估计具有相似的数量级和统计意义。

我们思考各种因素——结构性的和幸运的——来帮助解释第一次大缓和。在内战前的20年里，美国经济几乎以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标准快速增长美国的历史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实际GNP年增长率超过5 %,相比之下，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发展期间的增长率仍然很高，但较低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见证了19世纪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0%。戴维斯的年增长率工业生产指数在1841年至1856年间平均超过7.6%。我们现在转而讨论可能解释第一次大稳健时期高趋势增长率的经济因素。

在1840年和1860年之间，移民率和美国劳动力的规模翻了一番，而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联邦土地出售和向西迁移导致了大规模的农田开发和东部沿海大城市以外的交通网络的发展。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以及移民的涌入增加了总生产，本应降低衰退的可能性。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更加一体化的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可能有助于解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高资本投资率，因为它减少了商业不确定性并提高了信心。全国各地的实际工资趋于一致，波动性变小，形成了一个更有效、更一体化的“全国劳动力市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一个快速增长和更加一体化的经济似乎表明，美国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了不那么频繁和不那么剧烈的衰退。从质量上来说，今天NBER官方商业周期年表的早期基础表明了一个不稳定的经济。林子幸·索普的说法商业年鉴 和阿瑟·f·伯恩斯和韦斯利·c·米切尔的衡量商业周期 ——这两项开创性的NBER研究为1920年前的官方月度NBER商业周期数据奠定了基础——美国经济在19世纪30年代末到内战爆发之间的近一半时间里处于衰退之中。1839年的大萧条被认为已经在1843年结束，或者可能迟至1845年。衰退和恐慌发生在1846年、1848年和1854年。

这份报告更多地基于新闻报道，而非经济数据年报倾向于反映金融市场状况和价格修正，而不是商业周期。我们在对早期美国商业周期的统计分析中参考了经济和金融数据，包括年度工业生产和月度股票价格。有了更好的数据，我们发现了美国的第一次大缓和。在美国第一次大缓和期间，我们衡量商业周期的主要指标是戴维斯指数基于数量的工业生产(IP)指数。戴维斯知识产权指数由制造业和采矿业的43个年度成分组成，从17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保持不变。

它是一个全面的工业产出指标，因为它的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代表了美国工业部门在19世纪产生的近90%的附加值。戴维斯IP指数的变化反映了实际产出的波动。虽然盖尔曼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比戴维斯国际生产总值指数更全面，但年度估计数本身的可靠性要低得多。盖尔曼本人不相信他的年度时间序列的准确性，拒绝发表它们，而是用它们来推断战前的增长趋势。正如保罗·w·罗德指出，盖尔曼写道，“这些数据不是为年度系列分析而构建的”，并写道:“注意:这些数据不应被视为可靠的年度估计。

表从1792年到1914年戴维斯知识产权指数的对数增长率。在图中，我们强调了1841年至1856年期间，我们将称之为美国的第一次大缓和。比较了第一次大缓和(1841-1856年)期间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由年度戴维斯知识产权指数定义)及其发生前后的样本期。年度戴维斯知识产权系列，我们发现在第一次大缓和期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接近8 %,相比之下，1792年至1914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5%。在第一次大缓和期间，知识产权的增长率比之前或之后的样本期平均高出60%。

工业增长的加速与盖尔曼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系列的加速增长相平行并得到证实。在内战前时期，大缓和时期和其他年份之间的平均增长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相比之下，内战前和内战后时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人们会认为，在第一次大缓和期间，平均知识产权增长会更高，因为在1841年至1856年期间，工业生产没有出现绝对年度下降。工业生产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波动性。1841年至1856年间，知识产权增长的标准偏差为5%。

在第一次大缓和开始之前的内战前时期，工业生产增长的标准偏差平均为6.7%。内战后，知识产权增长率的标准偏差平均为7.5%。与平均增长率一样，1792年至1840年间大缓和与内战前之间的知识产权增长波动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98)，相比之下，内战前与内战后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355)。我们还使用变异系数(标准差除以平均值)来控制第一次大缓和期间IP的平均增长率较高这一事实。第一次大缓和时期的工业生产变异系数为0.65，明显低于内战前的1.45和内战后的1.63。

基本汇总统计数据表明，在第一次大缓和期间，工业生产增长较高，知识产权波动性明显较低。我们使用股票价格的月度序列来证实我们的年度IP结果，这应该提供一个更高频率的金融状况和“恐慌”指标，有时在当代经济的定性描述中引用。具体来说，我们使用了威廉·n·戈兹曼、罗杰·g·伊博森和彭亮的1815-1914年前CRSP时代的股票指数来考察第一次大缓和期间的股票回报和股票波动性。GIP前CRSP时代的NYSE系列是19世纪最全面的月度股票市场系列之一。而其他城市一级的股票价格序列存在于战前时期，我们关注GIP系列，因为它跨越了整个19世纪，并且往往比其他股票指数包括更多的证券，如史密斯和科尔的价格指数。

显示在大稳健时期，股票回报率平均每月为0.3%。在大缓和之前的内战前时期，GIP指数的平均股票回报率为负，在内战后时期，平均每月为0.17%。以月度价格回报的标准差衡量，股票波动在第一次大缓和期间平均为3.5%，而内战前和内战后分别为3.9%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