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化妆品行业国货化趋势风起云涌。不过，与前几代产品强调“传统中药”、“本草”相比，现在的国产化妆品更愿意拿起一些现代化学概念来对消费者进行再教育。然而，当他们推销各种概念时，他们往往会寻求专业科学家的建议。平台背书。然而，一百年前的国产化妆品厂家更加“平民化”，在宣传中极力凸显手工艺、乡土、民俗的价值观。 “民科”原本是“平民科学家”的缩写，但经过几十年的舆论发酵，逐渐变成贬义。美国学者林玉琴的新书《美丽帝国的蝴蝶品牌》重点讲述了“平民”陈蝶仙的创业史。本书也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科学与工业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丽帝国蝴蝶牌》，【美丽】林玉琴着，陶雷译，光启书店，2023年6月。
近代文人的“向下流动”
1879年，陈蝶仙出生于杭州。虽然家族的父辈大多都以行医为官，但陈蝶仙这一代的年轻人却赶上了科举末期。 1893年陈蝶仙考中进士后，再也没有获得过更高的名气。
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此后几年，陈蝶仙在江浙两省基层衙门任职，仕途并不稳定。与此同时，他开始涉足创作、出版乃至商业活动。笔者指出，文人尝试新业的现象是近代知识精英对传统官场疏离的表现。这方面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晚清第一儒、崇尚实业、潜心实业的张謇。不过，张謇在办学、办棉纺厂的同时，并没有远离官场，甚至还在民初政坛发挥着重要影响。相比之下，陈蝶仙感兴趣的新鲜事物就显得不那么宏大了，比如化妆品、灭火器、科学仪器店等。他在杭州的猎奇活动也发展成了文人交往的一部分。
带着上述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陈蝶仙于1913年来到上海。得益于近代上海出版业的繁荣，陈蝶仙的文学身份很快在十里洋市场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记者和记者。编辑。印刷市场的成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信息爆炸”。各种知识和文本不断产生、复制、组合，创造商业价值。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两个案例。一是陈蝶仙在她创办的《女人世界》杂志上整理了各种工艺知识，包括香料、化妆品、发油等女性用品的配方，并通过知识翻译培养了读者群体。二是利用《申报》的“家知”栏目，编制《偶现工商文件》，宣传其泡沫灭火器的制造方法。从今天来看，陈蝶仙更像是一个“二流经销商”，但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学者的特长，自由调动上海出版业的各种资源，从而成功实现了“知识付费”。
陈蝶仙的“无敌牌”牙粉，图片来自英文版《美丽帝国蝴蝶牌》封面。
如果说科举废除封锁了近代文人学问卓著、入仕为官的向上流动空间，那么陈蝶仙早期的仕途轨迹则显示了文人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首先，依靠传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知识，进而涌入港口城市，融入甚至塑造新产业，创造商业价值。作者不断强调以陈蝶仙为代表的私营实业家的“非官方”特征，不仅是因为陈蝶仙经营活动的非官方性，更重要的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非国家化。知识的生产离不开文人，传统社会的文人是紧紧围绕科举制度生活的。近代以来，原有的知识结构逐渐瓦解。西方学科概念和各类知识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对知识的控制。一些无法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群体，选择了接受西学、研究新学科。在制度建立之前，民间知识的翻译、加工和传播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这也造就了陈蝶仙“第一代民间科学”的地位和机遇。
于是，文人的自我实现路径开始多元化。他们不一定要进入政府当官员，也不一定需要通过努力工作和教育来传授新知识。相反，他们可以办报刊、出版书籍、开工厂、开商店，从而获得新的身份，形成新的阶级。当然，所谓“向上”和“向下”只是以政治权力来衡量的。现代文人虽然失去了直接接触权力的机会，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陈蝶仙这样的人已经走进社会，在新兴领域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开启了知识分子长达百年的转型之路。
民间工业为什么重要
在本书的第3章至第6章中，作者仔细审视了陈蝶仙的创业史，特别是物品制造的历史。民国初年，化妆品、日用品在中国开始兴起，并形成产业和市场。该行业最初由外资企业主导，大量国外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所遭遇的国际形势也使得民族情绪日益浓厚。抵制洋货、拥护国货逐渐获得政治合法性并发展成为一场运动。在此背景下，国内厂商也开始投资生产、参与竞争，明确表达爱国立场。
与以往的现代化视角不同，作者对陈蝶仙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立场进行了解构。刚开始制作“国产”牙粉时，陈蝶仙发现墨鱼骨可以作为原料。事实上，墨鱼骨的碳酸钙含量很低，仍然需要化学方法来生产碳酸钙。另一个形象包装的故事是，陈蝶仙响应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政策”，创办了家族实业有限公司。这些轶事已成为陈蝶仙为中国工业自给自足的形象素材。通过调查家庭工业社会的运作情况，笔者发现陈蝶仙的经营模式是家庭作坊与现代工业流水线的结合，并不排除机械化和模仿国外产品技术。在“国货”的包装下，陈蝶仙不仅取得了商业营销的成功，还得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
电视剧《传家宝》剧照。
到底什么是民间工业主义？笔者认为，对于陈蝶仙来说，工业生产过程的关键在于“适应外国技术和配方的能力”，即如何将西方知识与本土文化因素相融合。作为半殖民地环境中的个体，陈蝶仙不懂外语，但他能够进入科学知识的全球流通，调整和翻译流动的西方知识，并适应外国产品创造本地产品。他的价值恰恰在于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中间人”。此外，陈蝶仙还逐步建立了品牌和商标意识，将中文“Invincible”与英文“Butterfly”相结合，既实现了上海话的谐音，又兼顾了民族主义和个性化符号。拥有品牌后，无迪产品通过维护商标权、打击假冒，强化了自身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掩盖了其靠假冒起家的事实。最终，陈蝶仙继续用知识生产养活自己的品牌，成功树立了自己作为一个既有权威又有信誉的私营实业家。
由此，民间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山寨”文化间接继承了民间工业主义的思想资源。事实上，许多活跃在本世纪头十年的“山寨”产品已经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比如，一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甚至在复杂的全球分工体系中超越了自己最初的模仿对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早期的发展道路与陈蝶仙的家庭工业社会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民科”的演化及其遗产
陈蝶仙的创业史让我们看到中国近代文人如何应对西方科学知识和本土文化因素，形成民间力量。家族工业社会的商业实践包括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追求。同时，他们在思想上追求“反帝”、“独立”，并从中寻求商机。作为历史学家，林玉琴并不掩饰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批判。因此，她在结论中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谈论1958年官方倡导的自给自足、扎根本土，与陈蝶仙代表性的接触“民间工业主义”的对比。
然而，还有一条线索更耐人寻味，那就是陈蝶仙之后“民科”的演变。 1949年以后，国家实际上继承甚至垄断了以陈蝶仙为代表的思想话语，并开始通过行政权力来规划和推动地方工业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大众科学”及其意义。在学者的定义中，所谓大众科学是指依靠群众运动和基层工作者的经验，以改善人民生活和福祉为直接目标的科学实践。公民科普广泛应用于血吸虫病防治、四害虫消灭、赤脚医生、气象观测等工作。但如果仅仅从文本和话语出发，抱有反精英、反专业的心态，过分浪漫化大众科学的“平等性”、“主体性”和有效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掩盖草根的真实面貌。实践。
电视剧《传家宝》剧照。
一方面，在强调独立和地方工业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对机械化、电气化的渴望和追求。当两者矛盾无法调和时，“土法”与“洋法”之争就开始将政治知识赋予技术知识。学者林超超曾对这一时期的“土洋之争”提出独特的论断：官方舆论中“土法”战胜“洋法”，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客观上的原因。当地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企业投资少、见效快，工厂企业技术人员相对有限。 “地方办法”满足了群众运动对技术革命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所谓大众科学也包含经济方面的考虑。政府通过动员基层力量，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普及和推广部分现代知识，同时放弃一些本应由政府支付的福利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民科学”群体再次被激活。
所谓的“公民科学家”本身就应该以反体制的形象出现。然而，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人民科学”渴望接近权力，获得权力机构的认可，获得阶层上升的机会。他们大多数在农村地区长大。他们通过手头的技术手册、教材、报刊获得“灵感”，通过上访、上书中科院寻求关注和认可。学者田松甚至不承认“人民科学”是科学家群体，而是称他们为“民间科学爱好者”，并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价值”。田松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科学”群体的大规模涌现，归因于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思想教育。他还指出，“人民科学”普遍热衷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等经典问题，这与主流舆论的夸大其词是分不开的。必须说，这与大众科学的政治和文化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者对民间工业主义的长期影响进行了有意义的反思。这也提醒我们，在试图解释20世纪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之前，如果不局限于文字（如官方指示、通知、号召和舆论宣传等），还要关注民生、政策实践、经济利益担忧等方面，我们可能对一些浪漫化的表述更加警惕。
作者/郭子健
编辑/李永波王涵
校对/薛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