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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好学,自强不息!

接第十次波动之非公经济36条、政府的决心,本次介绍民营资本发展第五篇,民企发展做强的又一次尝试,重型化运动,联合起来办大事(共5600字,阅读需15分钟)

01

民营资本重

2000年后,随着经济复苏,基础建设再次兴起,全国各地一片繁忙,建设工地四起,各种原材料乘势上涨,水泥、钢铁、煤炭价格扶摇直上。

利益驱动投资,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跃迁。

在国内扩大内需大背景下,基建大行其道,钢铁、铝等重工业刚需井喷,成为最赚钱的行业。

看到钢铁、能源等领域的巨大利润,2003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向钢铁、水泥等行业发展。

02

复兴崛起

复旦大学哲学系郭广昌,于1992年创办复星,最初为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两年推出了自己的房地产项目,随后相继进入医药、金融、零售等领域,并在证券市场上翻云覆雨,构筑了中国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复星系”。

2001年,复星进入钢铁业。出资3.5亿元收购唐山建龙30%的股份,又与老牌的民营钢铁企业南京钢铁集团联合,组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复星系实际控股60%。

这一年,南钢股份净利润4.89亿元。紧接着,郭广昌投资12亿美元,建一个年产600万吨的钢铁工厂。

03

希望造铝

同年,当选“中国首富”的刘永行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投资100亿元建设百万吨级铝电一体化项目。

他是这样盘算的:因为电解铝是高耗能的,只有把铝和电力结合起来做,才能争取到更大产业空间。而且发电产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支撑饲料原材料—赖氨酸的生产。

就这样,形成了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生产的庞大产业链。

就在包头项目开工前,他已经在山东聊城投资7.5亿元生产铝锭和铝业深加工,同时还在河南省三门峡启动了投资总额45亿元、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工程。

刘永行又在北京召集国内知名的13家民营企业开会,提议合组一家投资公司,目的是出国探矿,去海外投资氧化铝厂。

此时,国内电解铝产能大幅扩张,对氧化铝的需求水涨船高。在2003年,全国对氧化铝需求超过1100万吨,国内产量只能满足一般需求,半数都是通过中铝集团、中国五矿集团进口,而中铝还控制了国内100%的氧化铝生产。这样一种供需状况,使得国内氧化铝价格由上年的1300元/吨快速上升至3700元/吨。

据刘永行的计算,每吨氧化铝的成本为1000多元,高度垄断使中铝集团的暴利超过了300%。

东方希望集团的突进,很快引来了中铝集团的不悦,中铝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表示遗憾。”随后,沈阳和贵阳两个镁铝设计院相继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

55岁的刘永行深知这次选择的分量,一旦失误,几十年积累就前功尽弃。东方希望二十多亿启动资金没有一分钱是从银行贷款的,包头工程的开工仪式也非常简单。

04

民企造车

2003年,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受吉利获得“准生证”的新闻刺激,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造车运动”。

这一年,造车新闻层出不穷:浙江中誉集团联手东风注册成立武汉中誉汽车有限公司;浙江铁牛实业有限公司出手重组汽配件类上市公司ST金马;连靠传呼机和手机起家的宁波波导集团也宣布将投资40亿元建设轿车基地。发改委先后收到了浙江四十余家民营企业要求取得整车生产目录申请。

在全国范围内,造车热浪也颇为壮观。

在广东,全国最大的小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受让湖南三湘客车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全球最大镍电池制造商比亚迪集团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77%股权。

在重庆,生产摩托车的力帆集团先后收购重庆客车厂和重庆特种汽车公司,重组成立重庆力帆重客商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另一家摩托车企业重庆隆鑫则收购成都山鹿汽车有限公司,进入客运车市场。

在河北,保定长城汽车集团于这年12月在香港主板挂牌,发行1.14亿股H股,募集资金15.16亿港元,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

在江苏,已经得手科龙的顾雏军宣布收购扬州亚星集团所持有的60.67%国家股,从而成为亚星客车第一大股东。

05

铁本挫折

41岁戴国芳计划在长江边建造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

随着钢铁价格持续上涨,铁本的厂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等候提货。

按戴国芳估算,中国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6年,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戴国芳沉默寡言,平日生活十分俭朴,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他本人整天窝在工厂里,和技术人员共同切磋。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在其他人眼中,他是令人信服的厂长。

建铁厂在常州政府热情推动下,规模在6个月内,从200多万吨级,被推到840万吨,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当时铁本固定资产12亿元、净资产6.7亿元。有了地方政府支持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进行43.99亿元银行授信。

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传统,项目在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或成为美谈、或成为违法的典型。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

铁本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用地“化整为零”,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基建项目。

跟几乎所有领域一样,民营钢铁企业有成本优势,民企炼钢成本低60-150元/吨,成品低100-300元/吨。当时,钢厂的高炉每个有3亿~4亿的成本优势。

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形成长远成本优势。

就在铁本眼看要“闯关”成功时,还是引起了中央的注意。铁本被查,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偶然性是几个记者无意中听说长江边有建钢厂,认为有环保、非法占地问题,通过内参材料递到了中央高层。

必然性是当时国家钢铁行业重复建设严重,民营资本一窝蜂而上,采取大量灰色手段,推动钢厂建设。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长43%,创下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增长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高达骇人的107%。

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处在事件旋涡中的戴国芳仍然坚信到5月底,钢厂的第一座高炉就可建成,“生米就煮成熟饭”,这么大的项目,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但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戴国芳方寸大乱,他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自曝公司存在偷税漏税行为,并将抵扣税款迅速补缴至当地的国税局。

出乎他预料的是,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

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随后,一个由9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戴国芳等10人被警方带走,原因正是“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很巨大”。

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其定性为“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8名政府领导和银行官员受到严厉的惩处。

铁本公司被高调处理,是2004年度宏观调控一个标志性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要求:

“各地方各部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前特别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坚决克服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速度的倾向。”

此后,众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

06

民企点刹车

在国家对民营资本进行点刹车时,国有及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

在铁本事件发生的宝钢与当时世界最大钢铁公司阿塞勒、第二大公司新日本制铁三方合资,开建1800毫米冷轧工程,还与澳大利亚哈莫斯利公司签署了每年购买700万吨铁矿石的长期订购协议。

武钢几个大规模项目,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总体投资将超过200亿元。本溪钢铁集团与浦项合作,启动了冷轧板项目。

鞍山钢铁集团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共同投资1.8亿美元,建设年产40万吨的热镀锌板项目。

唐山钢铁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则与世界最大的矿石资源企业必和必拓分别签署了300万吨铁矿石的订购协议。

跨国钢铁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步伐似乎也没有停滞。在距常州仅105公里的苏州工业园区,澳大利亚博思格钢铁公司投资2.8亿澳元(约17亿元人民币)的钢铁项目奠基。

项目从递交申请材料到颁发营业执照,前后只用了7个工作日。而按正常程序没有一年半载不可能批得下来。

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得到了短暂控制,可是从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7月份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记录。2005年,产量继续高速增长,全国生产钢材3.71亿吨。

民营重工企业(民营企业重组案例)

即便被调控的民企,其命运也各不相同。与铁本同时被勒令停产的宁波建龙,违规性质与铁本差不多,冶炼高炉、热轧车间、码头等都基本建成,实际投入资金已达48亿元。项目停建消息传出后,复星的股价应声下挫。

当时,杭州钢铁公司筹建一个占地5400亩的钢铁项目,由于一些问题纠缠,没有正式动工。

建龙搁浅后,浙江省政府当即提出了整合建龙、杭钢的意向。双方都想成为最终控股方,经过多轮争夺,杭钢持股51%,郭广昌方面持股49%。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陷落的大型民营企业项目,日后大多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所猎获。铁本项目在三年后被南京钢铁集团和法国安赛乐公司共同重组。

分崩离析后的德隆系被瓜分:中粮集团购得新疆屯河,辽宁机械集团入主合金投资,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德国大众等二十多家汽车公司的争抢,最后由山东的潍柴动力得手。

唯一侥幸独存的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电解铝项目,其投资均为自有资金,所以避开了金融上的制裁。

07

陕北油田事件

“陕北油田事件”是2003年春,陕北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先收井,后清算”办法,突然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陕北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并引发诉讼,被称为全国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

1994年4月,国家为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建设,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从长庆局矿区内划出约500平方千米,从延长局划出约580平方千米,以委托、联合等方式,由延安、榆林有关县区组织开发,将靖边以南的3500平方千米归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

陕北各县贷款成立了15家钻采公司。不久,由于经营不善,县属国有钻采公司就陷入亏损,眼看采油开发陷入僵局。

一些县政府开始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投资商以与钻采公司联营方式开采石油。到1996年,有1500多家公司涌入陕北地区开采。

石油产业成为陕北各产油县地方政府的经济支柱,到1998年年底,陕北地区各县石油开发总投入已达50.5亿元,其中联营企业32.9亿元,共钻井5561口,年产油量达到168万吨。石油开发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80%,6年增长了50倍。

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国家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原油流通秩序。要求所有正在非法进行勘查和开采活动的钻井、测井、试井、压裂、修井等作业必须立即停止,各单位要认真清理自己的施工队伍。

陕北地方政府不但没有治理整顿,反而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和优惠政策。县政府基本上不出资,几乎由投资人出资并承担风险。

有的县政府要求,投资商每占用一平方千米打油,要向政府交8万元。有的县则规定,一口井打出油后要交11万元,合同多为5年、8年。

据有关统计,到2000年年底,共引进私人投资者1039家,打出油井4473口,形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有效投入资金55.5亿元,上缴税款11亿多元,石油给这些地方带来的财政收入十分可观。

2002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陕北油区干部参与石油开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报道,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要求陕西立即收回原招商引资开发油井所有权、经营管理权、收益权。

2003年,有关县政府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的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油田,强行接管了民营油井。并要求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资者彻底退出。

地方政府突然强行收回油田,几十亿元民营资产变成了“国有”。此后的清算过程,也是以政府单方面定价为准,远远低于各大小投资者的计算价格。

政府推出以日产量按吨计算赔偿标准为:从38万元到41万元不等。但不少投资者对赔偿标准表示不接受,称支付的回购款,只是他们实际投资的20%。

投资者们声称在收回油井、进行结算的过程中以及针对投资者上访时,一些地方政府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让他们难以接受,一度与政府派来回收油井的人员发生冲突。

自2003年7月开始,当地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大规模群众上访活动。一些不甘心的投资者采取了一系列维护个人权益行动,包括司法诉讼、上访、发动舆论声援、组织座谈会、开办网站等。

陕北收权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应,北京众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对陕北油井收权事件表示了高度关注,有人把陕北油田案定义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

08

民企的偿试挫顿

虽然石油领域一直是国家强势保护领域。但仍然出现了民营资本试水者。

一家叫天发石油的民营企业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成品油、原油进口牌照,成为唯一同时拥有两个牌照民营石油企业。

天发创办人龚家龙很早就涉足石油行业,他先是在海南、湖北等地倒卖石油。

1988年左右,收购了两个石油液化气库,随后成立了海南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荆州储运站。

1996年,天发石油在深交所上市,募集3亿元,当时天发石油拥有一座加油站和三个液化气站。

随着中石化与中石油强势崛起,民营业者空间渐窄,龚家龙再无作为。一直到2002年之后,随着油价的不断上升,石油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舆论不断要求放开市场和打破石油垄断。精明的龚家龙趁势而上,在争取到商务部的两张牌照后,他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筹建民营石油行业协会的建议,试图仿效民生银行的成功先例,依靠全国工商联的背景,在石油领域打开一条通道。

龚家龙对外高调宣布要成立一个“石油产业基金”,希望能够集聚百亿资金,到海外寻找油源。

从钢铁到铝业、从汽车到石化,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的这场“重型化运动”,是一次集体冲锋。

由于民企营资本处处受限,国营企业竞争力不够,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中国市场,国有资本、跨国资本、民营资本开始了激烈博弈。而且在学界、媒体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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